有一个人，叫“刘宾雁”
卢跃刚

      北京时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黑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我说，刘宾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刘宾雁是我中国青年报的前辈，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右派平反后，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调到人民日报，任机动记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我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刘宾雁绝对绕不过去！
      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刘宾雁1988年去国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准备的讲座内容，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沉浸在惊讶和伤感的情绪里。我只能从刘宾雁的ABC开始讲起。
      其实，从刘宾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算起，十八年的时间，我经历过无数“绕过去”的场面。
      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2000年，大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给我寄来约稿信，信中说，谁是主编副主编，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权威，然后说，限于篇幅，每个人交给出版社一两篇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因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字数在四万字以内，超出四万字的，删到四万字以内。
      我打电话问：“大系收不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
      对方说“不收”。
      我问：“为什么不收？”
      对方说“敏感”。
      我说：“敏感就不必编辑二十世纪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码要尊重历史嘛！”
      对方说“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谁是读者？哪些读者？理解什么？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还谈得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我说：“不收刘宾雁、苏晓康，宁愿不编这个鸟大系！” 
      本来我就对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编资格提出质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编的。我给两位主编写了一封信，宣布不参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刘宾雁”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书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书店买不到刘宾雁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叙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出租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划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书。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
      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道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
      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六四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有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
      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
      之前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
      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刘宾雁有什么威胁”？
      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2006年1月13日改定

附：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

卢跃刚同志：

五月间从稼祥先生处拿到你惠赠我的三厚本大作，他事先已在电话中告知我此事。由于意外而令我倍感欣喜的这个厚礼，后来，随着我的一篇篇阅读，分量就越发沉重了。
这时，对于八十年代我们错失了深谈的机会就越发感到惋惜。我同我在其中度过三十年岁月的《中国青年报》疏远到了什么程度，一个小小事实可以表明。直到读到“在底层”中行文到“去（编辑部）的六楼上……”我方知道中青报建了一幢新楼！报社庆祝创刊三十周年时本是一个机会（我还记得那时去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个活动中和记者们偶然相会，那一张张热情的面孔），但据后来的了解，佘世光显然是作了一些手脚阻止我同青年报人们的联系。这就把我对你的知晓拖到了十五年后！《大国寡民》几年前已由我女儿刘小雁买来带给了我，大约二年前就拜读过了。那时就一心想读到《在底层》。以为只能找1996年第三期的《中国作家》了，一拖就拖到今年夏季。
1984年三下长安，是我那不到八年的第二次记者生涯中难忘的经历，初步窥视了汉民族是从怎样一个摇篮中诞生，又怎样迟迟切不断那根可怕的脐带。然而我只去了西安，《大国寡民》所揭示的那个世界，鲜有所闻。王保京把虚夸的历史至少向上推进了五年，说明它并非“大跃进”时才出现的“国宝”。（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与他相呼应，也是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开始搞浮夸的）。杨伟名的发现，填补了一个空白，至少就我所知，关于党的底层和农民内部存在一个有可能制止中国历史大逆转的力量，尚无人写过。郭裕禄则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补充了迄今所写的当代史：合作化并不一定就是失败；农民中的领袖人物也不必然地成为王国藩式的土皇帝。你的《在底层》（关于娄底的两篇报告），除了其它价值外，最令我振奋的也是对杨沛林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力量的发掘，甚至也包括“拍马洛夫斯基”，当然还有李柏林。李的那段话——“他们的势力比你们强，搬不倒他们。就是见报了，社会舆论再强烈，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固然是事实（在我1985年写的《中国有个唐安华》中，也证实了这个真理； 苏联1985-1991年的历史更证明对于新闻自由的意义不能估量过高。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则提供了另一种性质上的佐证），但杨沛林等人物和卢跃刚式记者、作家的存在，毕竟预示着一种可能、一个希望，即中国几十年的苦难造就了一种现实力量、物质力量，即平民的崛起，而这正是苏东各国所欠缺的。这个力量不仅对于埋葬旧势力、对于在废墟上重建一个较好的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八年的腐败浪潮把党内、社会中的健康力量吞噬了多少，杨沛林等今天能否坚持战斗，但我总是相信在一群人没落的同时还会有另一些人从沉睡中醒来。想听你告诉我：这是否一厢情愿的幻想？
 我是1925年出生的，你是1958年出生的，那正是我戴着极右派的帽子在山西平顺太行山去股肱换骨的第一年。同那些比我年长三十二岁的人相比，你我之间的距离是短多了。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很值得思索。是否由于我们人虽两代，却以不同方式经历了相同的人民大苦难？当然纵使是同代人，甚至有过相同经历（比如当右派）的人，相互间的距离也未见得比你我之间更小。现在人们谈论知识分子的分化，好像是九十年代才开始的。不是那么回事。右派之间的分化可以说是1979年“改正”那一天就开始了。我完全赞同《在底层》下册卷后二文对于你的评价，我不愿在此重复赞扬，只想告诉你：被超越居然也能是一种乐趣，而且我为不能在中国体验你所发生的影响深感遗憾！
我在国内被隔离于社会二十二年之后，又被隔离于中国达十二年。这个政权不认为它需要向你说明它的理由。所幸自幼好奇于世界，自学了外语，不然不就等于是投入一个自由的监牢吗！有一说：“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却获得了天空。”我看未必。1989年或稍迟时离去的人，有几个能说已了解了中国？如今自然更加生疏，而由于语言限制，十几年下来，对于“天空”也所知寥寥，却又不自知，这就可悲了。出现了我称之为“激进的保守派”或极右翼分子，个别人同美国政治的极右分子勾结很紧，多数人则仍然停留在“民主”、“私有化”的口号上。不过近二年一些人也有了变化，觉得中国怕还是得走社会民主道路，但欧洲的社会民主已非常艰难，主流派已与中右无异，中国又怎样走法呢？“新左翼”（中国海外的）中有人对毛时代、毛本人过多肯定，甚至成了北京的说客！对于海外民运内部的状况，你必已有所闻。分歧不在政见（这方面是一致地模糊和一致地糊涂），而出于私人恩怨和权、利之争。我是从这里预感到国内一旦有了政治自由会发生凶险的（和你所写的商业世界中的情形不会两样）。
我本人的情况，下次再写。所幸无病，生活不成问题，求知兴致不减，心理能力未明显老化。因有读不完的书和想不完的问题，不觉寂寞孤独。国内气温骤变，老弟倘未遭直接侵袭，也会有些不适，望多多珍摄，相信你比我会更能淡然处之。
真挚而强烈的祝福！

 刘宾雁
2000年8月14日
附言：
我和女儿刘小雁已十二年不能相见。1989年6月之前她在《报告文学》工作，未受牵累，现在友谊出版公司任编辑。倘有新作问世，请电告她，不时有方便人来此，会带来我所需要的书刊。
我一直不能用电脑，但必于近期内学会。那时通信就方便多了。
1990年后没有出一本书，只是在积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时致力于读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力求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50年来的中国，拟透过个人经历与见闻，把中国何以变成今日模样这个故事说上一说。原计划于1999年完成，不幸失败了，正准备重新动笔。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的观察。
对于青年报那幢旧楼，还有很深的感情，虽然离开那里已近五十年了。


刘宾雁先生：

接到您的信非常高兴。请稼祥先生带书，实在是一种侥幸心理，并不指望书能那么顺利地交到您手中。我想，能把一种愿望和祝福带给您，我就心满意足了。1979年，您的《人妖之间》发表时，我在四川凉山地质队当苦力，正在为改变命运而苦苦挣扎。七年后，我调进了中国青年报，听说了您很多故事，大多有传奇色彩。您五十年代任过主任的青工部，后来改为经济部，九十年代初期，我曾任过经济部副主任，有非常强烈的前仆后继的感觉。
文学界和新闻界说，中国青年报有报告文学的传统，在我看来，与其说“有报告文学的传统”，不如说“有讲真话的传统”，报告文学不过是能讲更多真话的一种载体罢了。我重读了您在台湾出版的《自传》。这部书是八年前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陈国祥先生送给我的。八年前读，八年后读，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这八年我经历了许多风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报告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也是讲真话在中国的遭遇。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一个执政党害怕讲真话，鼓励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为什么不害怕因此伤及执政党信用，伤及一个十二亿人的伟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今年年初，由我主编的一套三卷本八十余万字的《本报今日出击》，收集编选了中国青年报1978年复刊后至1998年的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报道，洋洋大观。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当一名优秀的记者或作家，应该有起码的历史感。所谓历史感，其中一条，就是不能重蹈许多前辈在荒唐岁月里人云亦云、助纣为虐的覆辙。历史证明，那种甘当“工具”、“喉舌”的选择，重则祸国殃民，轻则败坏风气。我编这套书的主要意图，就是要延续以您为代表的中国青年报敢于讲真话，敢于面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敢于触及社会敏感部位的传统，让那些有志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年轻记者知道真精神之所在，虽然为此要付出代价。这套书成了今年大陆的畅销书，有了盗版，还要重印，说明讲真话，批评时弊，揭露真相，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六四”以后，我曾经在离报社很近的张自忠路全国报刊资料中心检索了整个八十年代，读了晚清以来的大量著作，我的结论是，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任何力量都不能阻遏。因此在一片沮丧和绝望的情绪中，采取了积极的人生态度，深入地介入现实，研究中国问题，不放弃写作，十多年下来，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人生短暂，来日无多，如果没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会让后辈指诟，笑话，就像我们今天查阅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报刊的心情一样。
我认为，我的《大国寡民》有两个贡献，一个是挖出了王保京和烽火村这个毒瘤，以警醒世人应该有起码的历史记忆，否则会殃及我们健康的肌体；一个是发现了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为了彻底清算王保京和烽火村，彻底清算这段荒唐的历史，我曾十几次下陕西。我虽然发现了郭裕禄这样的党内力量，但仍然不满意。郭裕禄与王保京数十年的较量，更多来自于朴素的农民情感，即对那种弄虚作假的厌恶和抵制。我在《陕西合作化简史》中发现了杨伟名及其那篇不朽名作《一叶知秋》。在黑暗里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熠熠生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您在信中的判断，这些共产党底层力量构成了社会变革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更是历史的，更是精神的，因为这些力量并不能主宰和改变现实。九十年代中国与八十年代中国相比较，已有很大不同。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带着文革及文革前的惯性，利益集团总体上比较单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虽有斗争或争论，大的方向容易取得共识。九十年代就大不相同了。九十年代利益集团已呈多元化，在八十年代占主流的左的意识形态和一些代表人物，已经逐渐被边缘化；意识形态淡化，利益背景凸显，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反对那种简单的“左”、“右”划分，就我的观察，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我与《交锋》的作者需要辩论的重要地方。《交锋》在分析方法上最薄弱之处就是用了二元思维，非此即彼，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六四”之后，新保守主义崛起，按照西方人和国内的研究者的说法，其代表人物是上海的王沪宁、萧功秦，北京的何新。王沪宁已入仕大内，成了江泽民的宠臣；萧功秦前两年已公开声明，加入自由主义阵营；何新则是个才华横溢的机会主义者，一个纵横家，九十年代初期显赫一时，不久便为知识界和原来欣赏他的权势者所唾弃。接下来的便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然后是西方新左派的中国创造性转化——一批洋博士为主体的“新左派”勃兴，于是有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其论战焦点，第一，是如何评价历史，特别是“文革”和十七年；第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估计。这一论战，带来了二十世纪以来，围绕着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分化。这种分化，我认为与“五四”、与“科学主义”和“玄学”的争论有所不同。《读书》“长江学术奖”及其“程序公正”的争论是个里程碑式的标识。这种分化，是否如您所说，自左派平反时就开始了，还可以继续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多年大陆社会思潮的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可悲的是，这些分析，在国内不能公开进行。本来，在社会大转型之前，一个健全体智的民族，最容易迸发思想和智慧，春秋战国，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等等。
我认为，无论是报告文学的写作，还是其他非虚构文体的写作，都避不开社会的真切体验和观察，都避不开真实的生存处境，唯如此，才能写出真作品来。前提是，准备为此负责任，为此付出代价。目前我正在应付的陕西官司便是一例。官司打了四年，一审中国青年报败诉，中青报已上诉陕西高法。陕西高法早与一审法院有勾结，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详细经过你可以打开www.fm365.com“论坛”“热点追踪”栏目。互联网正在大规模地介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见一斑。
我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容后再叙。

此布

秋安

 跃刚
2000年9月29日

另：

这封信本应早回，因为陕西官司二审给耽误了。陕西这场较量的本质是政治较量，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的气味，政府和司法不仅无能而且腐败，加上了权势，创下了国内一审四年的纪录。
信写好后与刘小雁联系，我想有一个既稳定又简便的方法将信寄给您，结果又遇到“十一”七天长假。刘小雁约好，今天来取信，先传真，再寄。这种方法或许更好。
我本月十五日去德国访问。邀请者是德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他的代表性作品是《最低层》、《内部消息》等等。他也是每写一部作品惹来一身官司。他是那种体验型的报告文学作家，每采访一领域，化妆成那个领域里的人物，很有意思。他住科隆。

跃刚
 又上
2000年10月9日

（卢跃刚注：以上信件做了一些文字、语句订正，和年月日、数字的统一使用。）